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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也就300元左右,在一些人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却占张德林退休金的五分之一,这笔钱在农村可以解决一家柴米油盐的开销,可以保障一位孤寡老人的基本生活。曾有邻居劝他对自己好点,别太节省,张德林每次都笑着说:“我的日子过得挺好的,每天节省10元钱,并没有对我的生活有任何影响,况且,比我困难的人还有很多,我只是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有人问张德林的老伴,家里挣些钱不容易,张德林把钱都捐了出去,她怎么想?她回答说:“我相信,好人有好报。”“我觉得这句话太对了,做了好事之后,自己心情好,不就是一种好报吗?”张德林说。
新华网纽约4月2日电 (记者荣娇娇)2日公布的一项全球城市综合指数报告显示,纽约击败伦敦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商务中心,巴黎、东京和香港位列第三、第四和第五名。 这份由彭博社参与调查的报告对全球66个城市在商务活动、人力资源、信息交换、文化交流和政治参与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估。纽约市因为充足的教育资源、蓬勃的商业活动及可持续能源发展等方面的杰出表现荣登榜首。 该报告将北京和上海评为最具潜力城市第一、第二名。业界人士认为这两个城市在未来10到20年内将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城市的有力竞争者。 参与调查的专家表示,发布报告的目的是给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决策者提供参考,让他们更加明确全球城市在吸引人才、资本和商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未来商业发展的前景。 (荣娇娇)
昨日,清明假期第一天,八宝山人民公墓,一位祭扫者在重描墓碑上的字。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本报讯 昨日是清明小长假第一天,全市65.5万群众出行祭扫,人流量比去年的清明假期首日明显减少。 北京市清明指挥部分析,天气阴沉,预报有风、雨;其他文化活动分流,以及传统观念中“双日不祭扫”等原因,可能暂时阻挡了一部分祭扫市民;预计今明两天祭扫人流将“节节攀高”,不排除祭扫人流、车流瞬时达到峰值,造成周边道路拥堵等情况。 据观测,截至昨日下午15时,全市133处墓地共迎来65.5万人来祭扫,比去年同期人数下降6.9%;特别是上午,祭扫人流仅有39.3万,比去年同期的50.3万人下降逾20%。不过,全市扫墓点迎来祭扫机动车13.5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13.4%。 从全市各扫墓点祭扫情况看,往年人流集中的八宝山地区,昨日全天祭扫者6.2万人,机动车7900辆,出现明显下降。 市清明指挥部统计发现,今年清明节祭扫期从3月26日开始,至昨日,前往墓地祭扫的人流量、车流量均比去、前年有所下降。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陈卫东表示,今后,还应从文化环境、社会宣传以及殡葬部门祭扫服务等方面,“多动动脑筋”,引导公众转变祭祀观念,可以选择在逝去亲友的祭日或纪念日祭扫,年轻人可以网络祭扫,改变目前“扎堆儿”清明的现状。 ■ 现场 八宝山 早九时停车场全部饱和 昨天一早,天色阴冷,7时30分开始,全市各扫墓点迎来人流车流高峰。地铁工作人员介绍,往年同期,八宝山地区一般在上午9时30分才开始人流车流“聚集”,但昨天,人流车流涌动的时间大约提前了两个小时。 鲁谷东街北口,石景山交通支队民警陈毅介绍,昨天上午7时不到,距离人民公墓最近的停车场最先出现饱和。7时30分起,八宝山地区多条道路车流量明显增加,民警只好采取临时疏导措施。近9时,八宝山地区所有停车场全都“满员”。 在八宝山人民公墓,排队接水擦洗墓碑的队伍排到10人以上;保洁人员仅一小时就清扫出20大袋的废纸杂物;免费提供的描碑红漆,每两小时用掉一桶(每桶2升)。八宝山人民公墓主任张彦介绍,“最高峰还没到,清明正日子那天来扫墓的人会更多”。 昨晨,八宝山人民公墓限时限量向祭扫群众免费送菊花,每人可选择黄菊或白菊共两朵。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半小时就送出5000朵菊花。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人民公墓每天上午都会限量提供免费的菊花。 “今年真不错,提供的服务越来越贴心”,正在打扫亲友墓碑的李沁说,去年清明,公墓就免费提供水桶和描碑的毛笔、颜料,今年又增加了免费赠菊花。 福田公墓 墓园内禁火 园外烧纸多 本报讯 文明祭扫的倡导没有阻住守旧祭扫者的步伐。昨日,石景山福田公墓,墓园内禁止点火烧纸,但墓园外杂草丛生的路边成了烧纸燃烛的场地。 昨日12时,福田公墓内的扫墓者陆续结束祭扫,章先生手里拿着冥币,带着妻女走出墓园大门后,并没有离开,转而来到公墓外西边,西五环主路桥下。 桥下的铁栏被扒开一个缺口,走入其中,一片水泥硬化坡道上,留下不少燃烧的痕迹,坡道上荒草丛生。 章先生和家人将手里的冥币点燃,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白酒,边烧纸钱边倒酒,“爸、妈,在那边就别节省了。” 章先生说,由于公墓内禁止烧纸,所以他只好留了一些拿到外面给父母“寄去”,“也知道不太环保,老习俗了,也是一种尽孝心的方式,不好改,再者,一般的马路边也不让烧。” 公墓道路两边,有很多燃烧后的残留物,有的已经明显被水浇灭,有的仍冒着烟气;虽然桥下贴有禁止烧纸的提醒,仍有不少人视而不见。 公墓门口的保安称,由于不在园内,不属于管辖范畴,发现有烧纸的,可以找城管部门举报。 昨日上午,公墓外不时有城管执法车辆经过,发现路边有人烧纸后,一名执法人员下车劝阻,“别烧了,风大容易起火。”面对劝阻,一些烧纸的祭扫者也会听从,用水或木棍把火熄灭。但记者发现,只要执法人员一走,随后便又有人前来烧纸。 执法人员坦言,由于负责的辖区较多,不可能盯着每个角落,只能发现一处劝阻一处。 ■ 清明故事 活着为你拍照 走后为你描碑 郑友兰(化名)的墓不到半平米,在福田公墓墓园的一个角落里,并不显眼,但墓碑上的黑白照片里,她梳着两个小辫、笑容灿烂的样子,都会让经过的人们注意一下。 20分钟描清老伴名字 “那照片是我拍的,她是我爱人。”73岁的赵老戴着花镜,手里的毛笔轻轻蘸了蘸黑色的涂料,一笔一画地描摹着墓碑上的文字,“生于1942,卒于1989。”描到妻子的名字时,老人半跪着,往前凑了一小步,脸几乎贴到了墓碑。 花了20多分钟,郑友兰模糊的名字重新变得漆黑,旁边的空白处,留着赵老的位置。 “她比我小三岁,活着的话也70了。”赵老回忆,他和妻子是在农村插队时认识的,“年轻时,她就爱梳俩小辫,话特别多,活泼。” 妻子爱笑,嗓门大,“插队那会,干农活,她在田北边说笑,别人在田南边都能听见。”赵老说,妻子还喜欢读诗歌,回城后当了老师,每到春天,一定会带着两个儿子去郊游,“她是个浪漫的人。” 相反,赵老的话比较少,喜欢捣鼓相机,结婚后,家中相册里,一多半都是他为妻子的留影,背景从北海到长城,从家中的小院到天安门广场。 家里没人喊我“老赵”了 47岁那一年,常年患病的郑友兰去世,从事美术工作的赵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至今未再婚。 “她太闹腾了,没她,家里安静了不少。”赵老继续描着墓碑,突然又停顿了一下,“也没人‘老赵’‘老赵’地喊我了。” 昨日的祭扫,赵老孤身一人前来,“我先来看看,给她描个碑,让儿女们4号再来。”除了每年清明,郑友兰的生日和祭日,赵老也会前来探望,擦擦墓碑上的照片,换上一盆彩叶菊,和老伴待上一个上午,“等哪天,我的名字也被涂黑,就不用再来了。” A06-A07版采写/本报记者 魏铭言 刘珍妮 郭超 实习生 张婷
“‘3·23’哈医大一院血案令人痛心,也引人思考:什么情况下,患者的不满最大?在我看来无非两类,治病所需的花费过多、让他们在生活上不堪重负;或者疾病本身很重、却享受不到好的治疗。总结起来就是‘看病贵’和‘看病难’。”3月31日,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委员、北京大学光华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全民免费医疗?——我国医改的困境与出路》研讨会上这样表示。医保“埋单率”要从不足50%升到75%随着医改走向深入,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规划》)。其中,明确取消了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成收入”这一补偿渠道,并将重点改革县级医院。对解决老百姓“看病贵”来说,《规划》中最给力的部分莫过于:“到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在刘国恩看来,这切中了当前“看病贵”的一大要害——90%以上的老百姓有医保,但医保的“埋单率”不高。“其实,在中国公立医院看病的绝对花费,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多。但对老百姓来说,看病贵不贵,不在于绝对费用的高低,而在于需要‘自掏腰包’多少。”刘国恩说,“‘自掏腰包’的部分多了,同样会不堪重负。”他向记者介绍,通过前3年的医改,我国超过90%的老百姓,已经被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这三项基本医疗保险所覆盖。“但也必须承认,这是一种‘低水平覆盖’。个人要负担的比例,平均还是超过了50%。这也导致大家对医保的直接好处,感受不深。”而“十二五”新规划的着力点,正是在提高医保覆盖“广度”的同时,加大医保埋单的力度。为此,《规划》采取的举措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到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政府补助标准,从120元/每人每年提高到360元以上/每人每年;同时,参保率也力争在2010年基础上,提高3%。“这意味着,大概在‘十二五’末期,保费会提高3倍。在三项基本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的支付比例能达到75%左右,最高支付限额也会‘上调’。”刘国恩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到2015年,老百姓用于看病的经济负担“会减少很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教授的眼中,此举是国家“为做好医保这碗饭,准备了更多的米”。其中,公共财政的翻倍投入是坚强后盾。“没有米,怎么都做不出饭来。”朱恒鹏向记者表示,“这是我国为解决‘看病贵’问题,所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如何破除以药养医:变“按项目”收费为“按病种”收费要解决老百姓“看病贵”,仅提高医保的负担度还不够。在诸多医改专家看来,以药养医体制这只老百姓“减负”路上的“拦路虎”,必须驱除。“当前医保的实际报销水平仍然偏低,保障范围也有扩张空间,加之医疗过程中的重复检验、大处方等现象存在,不少人依然感到医疗负担沉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这样阐述以药养医对“看病贵”的“贡献”。“医保的‘埋单率’提高了,但不能遏制医生的大处方现象。因为在医保报销的范围内,消费得越多,医生收入越高。”朱恒鹏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这几年大家的一个直观感觉是:国家投入在增加,老百姓的自付费用也在上涨。扣除收入增长、需求增加、治疗手段进步等合理因素外,不解决医生‘开大处方’、‘过度医疗’的动力问题,增加再多的医保投入,也可能被‘侵吞’掉。”《规划》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首次明确提出,“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3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此举被舆论解读为——以全面取消“以药养医”,来扭转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但破除以药养医,应该有新思路。”刘国恩和朱恒鹏均向记者表示,“如何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又不损害医生的工作积极性?这是决策者必须思考的问题。”“破除以药养医,作为目标大家都赞同。但它需要很多外部条件的配合:比如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补偿医生的收入损失;或者‘上调’非药品医疗服务的价格。但是该怎么补?补多少?这种行政定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我比较怀疑。”刘国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刘国恩看来,遏制医生开大处方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单一地宣布取消以药养医,而是改变当前医保“按项目”付费的支付手段。“将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提供过程中互相冲突的利益,变得相融合、相协调。”刘国恩进一步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什么叫“按项目”收费?“就是医疗保险机构在跟医院结算时,按照医院针对你的病,提供了什么药品、什么诊疗手段和手术服务,来一一算钱。这种情况下,医生当然有动力用更多、更贵的项目,来为你提供救治。因为结算时得的钱越多,医院的利润也就越大。”刘国恩认为,这种支付手段下,医患双方的经济利益高度“不一致”,导致“医生有动力多检查、多开药,没动力替你省医保”。有没有一种“既让患者少花钱、医生的收益也提高”的支付方式呢?有。刘国恩和朱恒鹏都认同,应该从“按项目”收费走向“按病种”、“按人头”收费。“比如按病种收费,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一个地区长期以来流行病学的统计数据,对治好某一疾病,划定一个合理的花费线——比如阑尾炎,无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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